随着对人的精神状况的“科学解释”的日渐丰富，对其加以解决的技术手段（有些还是设想）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由于“多巴胺”的研究揭示了一些心智现象的生理基础，其神奇功能不断扩展，它能解释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可能成为解决人的精神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多巴胺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太
相反，一旦多巴胺分泌减少，向下传递的信号就无法很正确地传递到肢体，这个时候我们执行的命令就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根本没有受到大脑控制，帕金森病人的颤拌及僵直等症状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就可从多巴胺入手，给患者脑内移植含有多巴胺生成细胞的人胚胎脑组织，可以消除部分患者的症状。
一位意大利科学家在试验中给帕金森氏症患者注射普通的盐水，结果发现他们的脑细胞出现了与接受药物注射时同样的反应。也就是说，安慰剂能够通过提高脑部多巴胺水平来产生疗效，甚至像个别帕金森氏症病人接受“虚假”手术后也能够提升身体原本缺乏的多巴胺水平。
有人甚至认为人们追求财富和权力也是源自多巴胺的驱动，多巴胺无孔不入，对财富、权力、性以及成功的欲望都来自于它。
作为一种神经传递物质，多巴胺与基因显然有关，从而与人的个性、性格有关。科学家揭示，可复制出较长多巴胺受体的遗传基因携带者对事物怀有广泛的好奇心，而且有很强的参与意识。所以，如同赖特在《基因的力量――人是天生的还是造就的》一书中所说的，与基因相联系的多巴胺“在决定我们是否快乐或郁闷、积极或消极、聪明或迟钝、开朗或保守、相信唯物主义或信仰宗教等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对多巴胺导致幸福感阐释得最多的，莫过于认为它与爱情的密切关系，即认为爱情的产生，是源于多巴胺的分泌所带来的特殊亢奋。
大脑中心――丘脑是人的情爱中心，其间贮藏着丘比特之箭――多种神经递质，也称为恋爱兴奋剂，包括多巴胺、肾上腺素等。当一对男女一见钟情或经过多次了解产生爱慕之情时，丘脑中的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就源源不断地分泌，势不可挡地汹涌而出。于是，我们就有了爱的感觉。
而且，你对爱人的欲望愈是炽烈，脑中的多巴胺浓度愈高。直到某个时刻，多巴胺浓度达到峰值，前额叶皮层再也压抑不住冲动。由于人的前额叶皮层被大量多巴胺淹没，它已经很难听到理智的声音了。问题是，这时候，你的大脑将面临多巴胺长期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一旦爱人不在身边，就会心神不宁，继而做出种种疯狂的举动。而这些，在面对一个不那么爱的人的时候，多巴胺就安静多了。
甚至“移情别恋”也可以通过多巴胺的变化来解释：人处于恋爱状态时，脑部分泌的多巴胺使人身心舒畅，激情饱满。但对于同一个人，这种分泌只能持续半年到一年，之后由于对这个人进入熟悉状态，这份感觉会日渐淡化，于是，为继续寻求这种美妙的感觉，又要寻找新的猎物来让自己进入分泌多巴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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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分子结构图 |
人是否有爱情，是否有激情，是否感到一种美妙的幸福……均与多巴胺的状况有关。我们的情绪，尤其是幸福和快乐的情绪，统统受多巴胺控制。在充足的多巴胺作用下，我们可以感觉到爱和幸福。
而从另一方面看：人的一切精神性不良似乎也都是有多巴胺方面的生理根源的。面对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看到的是只剩半杯，而有的人看到的是还有半杯，可能他们之间的多巴胺分泌状况是不一样的。
看到了多巴胺与人的精神状况进而人的幸福感之间的如上关联，必然产生这样的追问：通过技术手段寻求人的精神幸福的前景如何？
如果多巴胺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只要我们在技术上能够人工合成多巴胺，将其植入缺少它的那些人的脑内，似乎就为我们解决了精神或情绪问题，从而也提高了人的幸福感。在目前人间的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而幸福感如此匮乏的年代，如果技术能为我们解决幸福感的问题，无疑是发挥了最重要的人文功能。
传统的精神幸福是靠人文手段解决的，即使在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如果具有丰厚的人文追寻，人也是可以获得幸福感的，所以印度人才能拥有和新加坡人相同的幸福指数。这表明，至少在目前，人文手段的作用依然是强大的。
问题是随着技术手段的作用日益强大，它在将来是否会成为获得幸福感的主要手段，并且通过“物质变精神”而得到哲学上合理性的论证？这种技术手段将带来一些新的人文问题。
一是这种幸福感的真实性问题。这种幸福感可恰当地被称为“人工幸福”，因此多少带有“虚拟幸福”的性质，甚至与“虚假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它是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幸福？这是我们难免要面临的疑问。
二是这种幸福感的内容问题。由技术手段造成的幸福感似乎是无对象无原因的幸福感，我高兴，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高兴。对比在人文手段中，可能是我寻到了恋人，找到了人生的追求或阅读了一部好小说，观赏一部好片子，由这些有人文内容的对象激发了多巴胺的分泌，从而导致了一种愉快的感觉；当这些内容性的对象消逝后，多巴胺不再分泌，愉快的感觉不复存在。但仅有多巴胺而无内容所导致的高兴，是一种什么样的高兴？一种空洞的、莫名其妙的高兴吗？无原因、无对象的喜乐是否还属于精神正常的范围？当我们习惯于人文导向的幸福感时，总难免会对这种无内容依托的愉快有所质疑。
三是这种幸福感的持久性问题。多巴胺给人带来愉悦，其高级阶段便是进入激情的状态，那也是给人幸福感最强烈的状态。但维持这种状态通常需要身体付出极大的代价，一个人的身体也不可能长久支撑一种心跳过速的巅峰状态，正如不能不停地被注射兴奋剂一样。这样，依靠多巴胺手段来制造幸福感就必然面临持久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将幸福感定位于对平静的追求，从平静中体会安宁的愉悦，避免因激情造成的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使得代价大于所获。但是对平静的追求更是人文手段的所长了，这样的状态恰恰是需要多巴胺的减少，因为较多的多巴胺从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不平静，而不平静就是一种消耗，就是付出生理和心理代价而获得的幸福感，是一种原则上不可能持久的幸福感。所以，关于哪种手段更能给人以持久的幸福感，也使我们可能对技术手段有所质疑。
四是这种幸福感的负面作用问题。首先不能不提到依赖性或成瘾的问题。采用技术来解决心情好不好的问题，很可能形成技术依赖或“技术成瘾”，就类似于药物依赖和成瘾。原则上，对多巴胺的追求是会上瘾的。因为当一个人经历较多地分泌多巴胺所带来的兴奋与愉快而进人结束分泌多巴胺的阶段之后，就会同时进入空虚寂寞甚至肉体痛苦的感觉状态，而且这种感觉比分泌多巴胺之前来得更强烈，会逼得他再次寻觅能够刺激分泌多巴胺的载体，这就是吸毒成瘾和上网成瘾的机理。如果改用其他技术手段来直接生成多巴胺，显然会因为对多巴胺的依赖而造成对那种技术手段的依赖，至少会造成和网络成瘾类似的效果，从而走向摧残人的身心健康的反面效果。
其次，如果维持幸福感的技术便捷可用，而人显然是不会愿意让自己难受的，于是总倾向于在技术手段维持下让自己总是处于一种幸福感之中（犹如在炎热的夏日如果有空调的话，就总是想待在空调环境中让自己保持凉爽一样），就有可能失去喜怒哀乐所带来的不同情感、情绪、心情的对比，幸福感也就随之不再有价值。而且，假如所有人都成了“笑星”，世界将会怎样？这也是一个颇费猜想的问题。所以，即使是精神状况，也需要有差异性的存在，也需要有反面状况的存在，否则，正面的精神状况就失去了意义。
再就是，如果我们在多巴胺的控制下，无论面对什么境况都保持幸福感和快乐的心情，不再有不满和愤怒，从而也就不再有批判的意想和行为，是否真的就成为了马尔库塞所定义的“单向度的人”？那么，如何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如腐败）进行批判和改造？无视现实的阴暗面或忘掉人世间的罪恶而保持幸福感是否就成了阿Q式的精神麻木？多巴胺是否就成了一种精神麻醉剂？
在这些初步的思考中，我们至少看到了用技术手段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时的局限性。起码可以说，无论多巴胺之类的技术方式在造就幸福感时多么有效，它肯定并非万能，而且不可能解决精神的内容问题，从而不可能完全取代以创造精神内容为圭臬的人文手段的作用。
只对有病理缺陷的人（如忧郁症患者）实施多巴胺治疗，而对正常人，不能为了追求更多的幸福感去注人更多的多巴胺。在强调人文手段对于人生幸福的独特作用时，正视诸如多巴胺之类的技术手段的挑战，尤其要关注技术之人文功能的可能扩张，并合理追求一种技术与精神的适度融合，人文对技术手段的完全拒斥和完全归顺都是不可取的。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六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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